第29届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了，心里总想说点儿什么。思来想去，既然自己曾在孔子研究上花过一些工夫，就对奥运会上的孔子这一话题说点儿断想吧。
如何选取一个恰切的题目，这点看似不太大的事，委实让我费了一番思量，思量的纽结点在于孔子是以怎样的方式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的。开始的时候，我本打算用孔子
我退一步想，既然孔子不是主动“走进”或“参加”，那么用“被请进”奥运会行不行呢？“被请进”一词诚然表明了那层被动的意味，不过用来指称孔子还是不那么确切。请与不请在邀请者一方，而去与不去则完全取决于被邀请者一方。孔子对自己不乐意做或不忍心看的事，有着一种敢于拒绝并善于拒绝的大智慧。《论语》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论语・阳货》）“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由孔子以疾相“辞”、不辞而“行”之类的举动，我们可以默识这位主张“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的真性情者在生命根底处自然而然地透示给人们的那层难能可贵的“真”，以及在这层“真”的生命底色上蒂结的好恶迎拒的人生态度。本着个我的生命之真而好而恶而迎而拒，这是孔子这位以“仁”立教的圣者的人生的大潇洒。孔子其人，孔子其说，若一言以蔽之，都是“依于仁”（《论语・述而》）的。“依于仁”的成人之道与“尚于力”的竞技之术，二者的旨趣有着一种天然的分判。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对孔子来说，凡遇到根本主张不同、难以相互商谋的情形，大概最好的办法就是“各从其志”（《史记・伯夷列传》引孔子语）了。因此，执意邀请“依于仁”的孔子来这“尚于力”的场合，依孔子的秉性，他是不会像时人那样半推半就地接受邀请的。当然，对于那些并无恶意而只是走错门、请错人的邀请者，我想，主张“中行”与“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圣者孔子，也不会像逸者庄子那样说出“子亟去，无污我”（《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之类的话。
说孔子主动“走进”或“参加”奥运会不合适，用孔子“被请进”奥运会也不确切，那么取哪个字眼更为恰当呢？正当我搜肠刮肚之际，季羡林在北京奥组委刚刚成立时给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的一个建议令我茅塞顿开。季先生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卞毓方：《季羡林先生96岁生日前夕说奥运:我建议开幕式将孔子“抬出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28日）这个“抬”字，委实用得妙。无论是谁，自己总不能抬自己的；进一步说，孔子与奥运会这两个并不相干的文化符号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出自孔子本人的愿望，而是被他人抬进去的。当然，这一举动也理所当然地招来了一些微词。有人说：“奥运会是比武大会，武会抬出文圣人，简直莫名其妙。”（陈仓：《奥运会抬孔子不如抬关公》，《南方周末》，2007年9月6日）至于抬关公是否就一定比抬孔子好，暂且不论，文章的作者至少看到了点化人心的文圣人不该出现在力量角逐的比武大会这种场合。另有一位署名“思念远方的星”的网友说得更加直白：“我认为，无论抬谁，都是丢中国人的脸，无论抬谁，那都是搞个人崇拜，都是落后思想的一套。我们中国人的奥运，可以抬龙，可以抬凤，但至于人，谁都不能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凌驾于我们整个民族之上代替我们自己来思考。”我想，这位网友大概对曾经惯于制造个人崇拜的文化有着警犬一般的嗅觉，这种警惕是必要的；不过把孔子与个人崇拜划等号，毕竟是对孔子本人的一种误解。孔子本人及其心学是一码事，抬他的人借孔子说话是另一码事。就连五四“批孔”主将之一李大钊，也曾说过这样中肯的话：“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孔子在世时，屡遭困厄；孔子去世后，不同时代的主导文化给了他太多的荣耀，这位多次被抬进庙堂而被资具化了的圣人，也因着那些硬塞给他的荣耀而蒙受了太多的委屈。进入21世纪，不期而来的“孔子热”给国人再次回味这位中国“轴心时代”的圣人提供了某种契机。但是，在这个曝光过于强烈的地带，任何一次略失审慎而稍有偶像化嫌疑的举动，都有可能把本应该引生某种神圣祈向的历史际遇，再次导向陷于“造神”-“渎神”的逻辑怪圈而难以自拔的历史误会。孔子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其实，若尊孔尊过了头，便犹不及。
这不，大众文化已开始像牛虻一样死死叮住季先生所说的那个“抬”字来做文章了。当下，大众文化借助的力量主要是新媒体，新媒体吸引人们眼球的主要策略是恶搞，于是在网络这一媒体新贵上便有了Q版、卡通版等不同版本的孔子出场设计。我们来看《金羊网・新快报》2007年8月30日刊载的一篇题为《季羡林建议奥运开幕式抬出孔子引发激辩》的文字：
网友“张弛11”称不妨“抬”一个Q版孔子出场：“我们不妨尝试反向而行，即脱下孔子‘文圣’、‘万世先师’等沉重的制服，向历史最深处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孔子形象，让他作为一个聪明的‘人’、而非‘神’，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或许能达到既坚守民族文化特质，又照顾老外接受习惯的两全其美。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叫‘孔丘’的凡人吧――肉切得不方正，他就不吃；56岁那年终于当上了大司寇（大致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便喜形于色，对别人的质疑也毫不在乎；他曾说‘只要带了腊肉做见面礼，我都会教他学问’；当漂亮又擅风情的王妃南子与孔子‘幽会’后，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连忙面红耳赤地发誓赌咒，证明自己没做亏心事……”
在网友眼中，孔子正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再加上他的睿智、学识以及对理想的执著，就成了丰满的文化符号。网友“子路的爹”还建议：如果我们能再在上面添加些现代的元素和包装手法，比如重新设计孔子的卡通形象，以吸引观看奥运开幕式的中外小朋友；拍一部《“孔”翁情史》，以还原其人性等等，那么这个彩色的孔老头不仅不会给奥运开幕式丢脸，反能为中华文化添上无穷魅力。
这些网友看上去并不反对“抬”孔子，不过他们设计的那些“抬”法，其实是对孔子的世俗化、恶俗化，因而也是他们通过嬉皮笑脸的方式对孔子的内在精神构成的最有杀伤力的消解。相比之下，那些反对“抬”孔子的网友则围绕着具体抬谁采取了另外一种消解神圣祈向的策略。比如，一位署名浩歌的网友认为，奥运会抬孔子搬关公都有太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应该慎重为好。如果非要抬出谁，孙悟空这个造型可爱、具有很高观赏性的艺术形象当是最佳的选择。他说，试想3000多个孙悟空在奥运会开幕仪式上舞蹈那是多么壮观的表演。在我看来，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他的“仁”道关怀早已不仅仅属于中国，因此将孔子与民族主义划等号，就像把孔子与个人崇拜划等号一样，是不值得一辩的。至于那位网友乐意将孙悟空抬进奥运会，那是他个人的私趣，本不必理会，不过可以预想的是，3000多个孙悟空大闹奥运会开幕式的壮观场景，肯定会令一些人误以为走进了儿童影院或迪斯尼乐园。再比如，博客中国有一个“奥运抬谁？”的公投活动，到2007年8月1日为止，得票最多的竟然是那位消耗了中国人太多宝贵精力的“青春偶像”――芙蓉姐姐。目睹于此，委实令人哭笑不得。我们看到，一场围绕着奥运会开幕式“抬”谁、如何“抬”的严肃讨论，在新媒体的操纵下很快演变成了“搞”谁与如何“搞”的闹剧。
无论人们怎样恶搞，季先生的本怀还是可以理解的。他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孔子，就像康德一样，是一位持守永久和平论的哲人。《论语・颜渊》载有孔子与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是反对战争与霸道的。在“兵”、“食”、“信”三者之间必须去其一时，他主张首先“去兵”；在“食”与“信”之间必须作出两难抉择时，他主张“民信”先于“足食”。由此看来，在孔子那里，立心是第一位的，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在根底处也是从立心说起的。当今世界的你争我夺，并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心灵的失序。正缘于此，孔子成为当代人重建心灵秩序的一个重要坐标。
尊重孔子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怎么个尊重法。围绕孔子被“抬”进奥运会开幕式所引发的种种争议，我想并非不能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判断。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季先生所说的那个“抬”字。在我看来，这个“抬”字是季先生的一个随机的说法，它的确切的意味，是希望当代人对曾经建构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并且至今仍对人类的心灵安顿发挥着潜在影响的孔子，送去一份理应送去的由衷的敬意。这种由衷的敬意并不旨在神化和膜拜孔子，而在于提示人们：一个没有孔子精神润泽的世界，将是没有暖意的；一个没有孔子精神点化的心灵，也是没有未来的。至于这种由衷的敬意是否一定要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来表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没有郑重其事地抬出孔子的塑像是万幸的，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作为迎宾词，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礼之用，和为贵”来宣示那一期待中的和谐理念，也没有什么不妥。
（本文编辑：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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